马克思如何反驳“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戳破庸俗经济学的当代幻梦

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句颇具蛊惑性的话：“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这句话常被不知就里的网民误传为埃隆·马斯克的名言，而实际上，它脱胎于国内某经济学教授一篇题为《资本并不剥削劳动，最低工资法无必要》的论文。

这种试图为资本洗白、将一切社会不公归咎于抽象“权力”（通常指代国家、政府或行政力量）的论调，听起来似乎很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然而，只要稍微翻阅一下思想史就会发现，这不过是180多年前就被卡尔·马克思批驳得体无完肤的陈词滥调。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的政论家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解剖。海因岑当时的论调与今天的“权力剥削论”如出一辙，他宣称：“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

面对这种将“权力”与“资本”生硬割裂并对立起来的观点，马克思的驳斥逻辑如同手术刀一般精准，至今依然是我们戳破当代庸俗经济学幻梦的最佳武器。

谬误一：无视“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这一命题的核心诡辩在于：它把“资本”仅仅看作是中立的、静态的财富（金钱或生产资料），而把“权力”狭隘地定义为政治强权。

马克思首先戳破了这种文字游戏。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并不需要凭借刀剑或官僚头衔来驱使工人劳动。资本的逻辑是：因为我占有生产资料，而你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你只能将你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我。这种经济上的强制力，难道不是一种极其强大且无孔不入的“权力”吗？

当现代学者试图将资本描绘成纯洁的“市场交易媒介”，而将一切压迫归咎于“非市场力量的干预”时，他们正如马克思笔下那些陷入“粗俗性格”的市侩：“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他们硬生生地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割裂，掩盖了资本在工厂大门之内对工人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

谬误二：本末倒置，误认政治权力创造了经济剥削

“权力剥削论”者往往认为，是由于政府的特权、寻租、垄断审批等“权力”的介入，才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和剥削的产生。海因岑当年也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了君主制（当时的政治权力核心），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自然就会消失。

马克思对这种本末倒置的历史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

剥削，即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法则，它是由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凭空创造出来的。

国家权力（政治权力）不是社会不公的造物主，而是它的维护者。马克思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 政治权力的异化和压迫，恰恰是经济剥削为了维系自身存在而必然生发出的上层建筑。认为是政治权力“导致”了资本的剥削，就像是认为是苹果树的树皮创造了苹果树一样荒谬。

谬误三：刻意掩盖资本向政治权力转化的历史必然性

“权力剥削论”还试图向人们灌输一种幻觉：如果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纯粹的资本运作将带来至善至美的社会。

然而，资本从来不是安分守己的。马克思嘲笑海因岑弄不懂“‘获得金钱’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财产’怎样变成‘政治统治’”。在历史的长河中，市民阶级（资产阶级）正是先攫取了金钱，随后利用这些金钱替自己买得了特权，甚至让国家政权（如君主专制的国债制度）依附于资本大王。

在今天，资本游说、政治献金、旋转门、“大而不倒”对公共政策的绑架，无一不是“金钱”转化为“政治权力”的生动写照。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跨越经济领域的边界，去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与融合，从而更加稳固地进行剥削。那些高呼“资本不剥削”的学者，却对资本如何主动出击购买、甚至塑造国家权力这一事实装聋作哑。

结语：庸俗市侩的“道德化批评”

马克思在文中将海因岑之流的文学称为“粗俗文学”和“庸人的批评”。今天，“剥削来自权力而非资本”的论调同样带有一种自命清高的道德虚伪。

它用看似激进的姿态去攻击抽象的“权力”，实际上却是为了给具体的“资本”颁发免罪金牌。它告诉劳动者：你的贫穷、疲惫、被996榨干，不是因为你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而是因为某个看不见的“权力”破坏了完美的市场。这种论调看似在为民请命，实则是麻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毒药。

正如马克思所言，“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只要雇佣劳动关系还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是社会的底色。任何试图将锅甩给抽象“权力”的努力，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在面对现代社会深刻危机时，又一次“胆怯而鲁钝”的诡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