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迷思：为何以国界划分阶级矛盾已然失效？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一种常见的左翼思潮是将阶级矛盾严格置于国界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结果是分了两种派别：第一种把“本国”的无产阶级与“本国”的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主要的阶级矛盾，而把“外国”的资本力量和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从属性的，认为应该优先解决所谓内部的阶级矛盾；第二种将“本国”的无产阶级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捆绑成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去对抗“外国”的资本力量。然而，这两种派别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已经越来越脱离现实。它忽视了一个核心事实：资本，尤其是其所有者——资产阶级，已经实现了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而劳动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困于国界之内。

资本的“枷锁”：从民族主义壁垒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要理解当下的变革，我们必须回溯历史。在前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国籍”属性是极其强烈的。一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日本资本家，即便能将部分黄金珠宝装船运往美洲，不仅要承担遭遇劫匪的物理风险，其核心资本——工厂、设备、土地以及本土市场份额——几乎是无法带走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际秩序由坚固的民族主义壁垒构成。即便新技术带来了成本或质量优势，一道高耸的关税壁垒就足以扼杀其所有跨国雄心。

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样强化了资本的本土性。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中，民族主义是凝固剂，一个外国资本家即便入籍，也往往被视为“局外人”，难以进入真正的权力与市场核心。资本的增值与安全，深度依赖于其母国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力量。

二战后建立的布雷ton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更是从制度上对资本的自由流动进行了严格限制。该体系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s），赋予各国政府推行独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权力，以实现充分就业等国内目标，而不必担心资本外逃引发金融动荡。数据显示，在1950至1970年代，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总额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以下的低位。这一时期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圈养”在民族国家疆域内的。

资本的“解放”：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浪潮

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尤其是80年代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金融去监管化、信息技术革命（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交通运输的便利化，共同拆除了束缚资本的围栏。

如今，所谓的“本国资本家”可以轻易地实现身份与资产的全球配置。他可以上午还在上海主持董事会，下午坐上私人飞机，十几个小时后就能在纽约的豪宅中，以“美国资本家”或“全球投资者”的身份，远程管理其遍布世界的资产。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从1990年的约2万亿美元，飙升至2022年的超过45万亿美元。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无视国界。

这种流动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当代阶级分野的核心特征：

对于资产阶级：国界线的逾越成本已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只是一个象征。护照、国籍、居住地都可以通过“投资移民计划”（即所谓的“黄金护照”）明码标价地购买。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税务、规避监管、分散风险。

对于无产阶级：国界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签证制度、语言文化壁垒、高昂的迁移成本以及各国日益收紧的移民政策，将他们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

当一个群体可以轻易跨越界限，而另一个群体却不能时，再用这条界限来划分彼此的阵营，显然失去了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全球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一个利益高度相关、超越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而各国无产阶级则依旧是分裂的、原子化的，甚至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下相互敌视。

中美矛盾的本质：一场被伪装的阶级斗争？

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当下的中美矛盾，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具穿透力的解释。如果我们愿意直面现实，就必须承认，这场矛盾远非简单的“中国”对抗“美国”。

我们必须将那些虽然身在中国，但其资产、家人乃至后代早已布局美国，随时可以“润”走的资产阶级——姑且称之为**“预制美国人”**——识别出来。他们与那些无法轻易离开的普通中国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就是全球阶级矛盾在中国的内部投射。当中美关系紧张，制裁与限制来临时，后者将承担绝大部分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而前者则可能早已通过离岸信托和海外身份对冲了风险，甚至可以择机“回归”西方，完成其阶级身份的最终确认。

因此，将中美矛盾简化为民族国家间的对抗，恰恰掩盖了其内部深刻的阶级对立。它将“预制美国人”的利益包装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模糊了真正的矛盾焦点。

余论：那些“全球化不了”的资本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并非所有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完美的全球化。依然存在一部分资本，其“润”的代价相当高昂。例如，深度依赖国内政策与人脉资源的特定行业（如部分基建和房地产）、与国有体系紧密捆绑的企业家，以及那些规模尚不足以进行全球布局的中小资本家。

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与“本土”绑定。这些人占多大比例？在面对更具掠夺性的跨国资本时，他们与本土无产阶级是否存在暂时的、策略性的共同利益？对他们应采取团结还是斗争的策略？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复杂问题。

但无论如何，清晰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严格的内外部之分；而无产阶级按国界分别考察仍有必要”，是我们分析当今世界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只有摆脱以国界划分阶级的迷思，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