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的参与：论当代儿童在金融生产中的隐性角色与权利困境

摘要： 传统的生产力概念主要聚焦于物质财富的创造，而儿童通常被视为生产过程的边缘甚至被排除在外。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结构向金融化转型，金融生产日益成为核心环节。本文认为，当代儿童虽表面上远离物质生产，却通过高强度的应试教育变相深度参与了金融生产。教育过程生产出的“分数”是对儿童未来预期价值的估计，这种估计直接影响家庭和学校的融资能力，构成金融资本流转的重要依据。然而，分数之所以成为主要指标，恰恰是因为其易于量化，这种基于可量化的金融逻辑，忽视了儿童心理成长、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等更重要却难以量化的素质，从而扭曲了对教育成果的评估和儿童的整体发展。 这种参与未能自然地转化为儿童的权利，其地位仍是被动的生产者。儿童要获得与之参与度相称的权利，必须能够有意识、有组织地利用其作为“金融预期生产者”的地位进行博弈。

关键词： 儿童；金融生产；应试教育；未来预期；生产力；权利；博弈；教育评估

引言

长期以来，对于“生产力”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创造物质产品和财富的能力上。在这种传统语境下，儿童往往被视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成长和学习，为未来的生产积累知识和技能。儿童劳动则通常被视为一种需要被消除的剥削现象，因为它剥夺了儿童健康成长的机会。然而，这种观点在分析当代经济现实时显得越来越片面。随着全球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生产——即通过金融工具、市场和活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品的定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风险和收益的预期。本文试图论证，在这一新的生产模式下，当代儿童并非游离于生产之外，而是通过其被塑造的“未来预期”及其量化指标——分数，深度嵌入了这一金融生产体系，成为隐性的“金融预期生产者”。然而，这种基于量化分数的金融化逻辑，在评估儿童及其教育成果时存在根本性缺陷，并导致了对儿童发展的扭曲。 这种变相的生产参与并未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一、 生产力概念的扩展：金融生产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力定义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这一经典定义奠定了我们对生产力的基本认知。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形态的演变，生产力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服务业、知识产业以及金融业的崛起，使得“非物质生产”在经济总量和价值创造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部门之一。金融生产不仅仅是资金的简单流转或撮合交易，它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市场机制和风险管理，将未来的价值折现到当下，并通过资本的配置和流动，引导社会资源投向被预期能够产生更高回报的领域。股票、债券、衍生品等金融产品的价格，正是对未来收益、风险乃至整体经济前景的预期综合反映。因此，可以说“预期”是金融生产的关键要素，是金融价值生成的基础。离开了对未来的各种预期，金融市场将寸步难行。

二、 应试教育：生产儿童未来预期的工厂

在当代社会，儿童成长过程中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便是接受教育，尤其是在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应试教育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应试教育体系以标准化考试为核心，通过分数对学生的学业表现进行量化评估。这种评估不仅仅是对知识掌握程度的测验，更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视为衡量儿童智力、努力程度、自律能力乃至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在教育体系中，家庭和学校对儿童进行高强度的应试训练，投入了巨大的时间、精力、财力。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投资行为。家长和学校投入资源，期待儿童能够取得高分，进而进入优质学校，最终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分数”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成果的符号，它更是社会对儿童未来预期价值的一种高度浓缩和量化。高分意味着儿童更有可能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优势，其潜在的“人力资本价值”更高。低分则反之。

因此，应试教育体系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儿童未来预期生产厂”的角色。它通过标准化的流程和评估机制，将复杂、多面向的儿童个体简化为可量化的分数，并以此为依据生产出关于其未来潜力的“预期值”。这种预期值并非儿童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力量（家长、教师、教育体系、社会评价标准）强加和塑造的。

三、 分数作为金融生产要素的局限与扭曲

分数，作为儿童未来预期价值的量化估计，与金融生产中“预期”的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金融市场中，对公司未来盈利的预期会影响其股票价格；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会影响利率和投资决策。类似地，儿童的高分数所代表的高未来预期，直接影响着与之相关的经济主体的“融资能力”。拥有高分儿童的家庭，其人力资本估值被提高，可能增强其获得经济资源的能力。学校的声誉和吸引力与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挂钩，进而影响其获得生源、资金和资源的便利性。整个社会资本也倾向于流向被高分背书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未来的“高潜力”个体。

然而，分数之所以能够成为儿童“金融化估值”的主要指标，并非因为它是衡量儿童未来价值或教育成果的最佳标准，而仅仅因为它具有易于量化的特点。 在一个崇尚效率和标准化的金融逻辑中，易于测量的指标天然地受到青睐。分数提供了一个简单、直接、可比较的数字，方便进行排名、筛选和基于数据的决策。

但这恰恰是其根本性的局限和扭曲之所在。 对一个儿童的未来发展而言，心理韧性、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同理心、团队协作精神、健康的身心状态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等非认知能力和个人素质，往往比单纯的考试分数更为重要，它们是构成一个人完整人格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关键要素。然而，正是这些对儿童未来至关重要的方面，因为难以进行标准化测量和量化评估，而在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体系和金融化估值逻辑中被系统性地忽视、边缘化甚至牺牲。

因此，这种将儿童教育成果过度金融化并简化为分数的做法，并不能正确评估教育的真正价值，更无法反映儿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相反，它将教育的目标窄化为“生产”高分，导致教育资源和家庭精力被不成比例地投入到应试训练中，挤占了儿童进行自由探索、培养兴趣、发展社交能力和保持身心健康的时间和空间。这种以量化分数作为唯一或主要目标的教育模式，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更是对儿童健康全面成长的严重损害。儿童在高压下被异化为追求分数的机器，其内在的驱动力、创造力和幸福感都可能因此受到压抑。

四、 生产参与与权利的脱节：儿童的困境

尽管当代儿童通过应试教育深度参与了金融生产，贡献了量化的“预期资产”，但这种参与并没有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他们应有的权利，这构成了儿童在现代社会面临的深刻困境。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参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通过其劳动创造价值，这构成了他们争取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等权利的基础。劳动权、结社权等都是在承认劳动者生产性角色的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儿童在应试教育这一“金融预期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却极为被动。他们被置于一个由成人主导、目标明确（追求高分）的体系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被动地接受灌输和训练，以生产出符合成人期望的“预期值”。他们对教育内容、方式、评估标准几乎没有发言权，更无法决定自己生产出的“分数”如何被使用或分配。他们是生产的工具和要素，而非拥有生产成果权利的主体。

他们的劳动（学习）成果——分数，带来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家庭的资源倾斜、学校的声誉提升等），主要归属于家庭和学校，而非儿童自身。儿童为此付出的巨大压力、焦虑、身心健康甚至创造力受损的代价，往往被忽视或轻描淡写。他们的基本权利，如休息权、游戏权、自由发展权，常常在追求“高预期”的生产目标下被牺牲。

这种权利的脱节源于多方面原因：法律和文化上对儿童缺乏独立主体的认知，将儿童视为家庭的附属品；教育被主要视为一种成人对儿童的投资或抚养义务，而非儿童自身的权利实现过程；儿童自身由于年龄和能力限制，难以发出统一的声音或进行有效的集体行动。结果是，儿童在深度参与了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生产环节后，却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权利地位上，成为权利体系中的“二等公民”。

五、 从隐性生产者到权利主体：博弈的可能性与路径

承认儿童在应试教育体系中作为“金融预期生产者”的隐性角色及其在此过程中遭受的扭曲与权利剥夺，是解决其困境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起点。权利并非从生产参与中自动生成，它往往是社会力量博弈和争取的结果。正如工人权利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和组织的结果一样，儿童要获得与其生产参与度相称的权利，也需要能够将其“金融预期生产者”的地位转化为博弈的筹码。

然而，直接由儿童组织起来进行博弈面临现实困难。因此，这种博弈更多地需要通过代表儿童利益的社会力量来进行。可能的路径包括：

1. 法律和政策的革新： 重新审视教育相关法律和政策，明确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更多参与决策的权利（如对课程设置、评估方式的建议权）。废除或削弱过度依赖分数的评价体系，建立更全面、多元、关注儿童整体发展的评估机制，将心理健康、社会能力、体育健康等非量化指标纳入评估范围。 限制过度应试，保障儿童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置于比分数更优先的位置。承认教育投入不仅仅是家庭的投资，更是国家和社会对未来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
2. 社会观念的转变： 坚决反对将分数等同于儿童全部价值和教育全部成果的单一、扭曲观念。 倡导多元化的成才标准，强调人的价值在于其丰富性和独特性，而非可量化的指标。媒体和公众应更多关注儿童的整体福祉，而非仅仅其学业成就。认识到儿童并非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具有自身思想和需求的个体。
3. 儿童权利倡导组织的行动： 儿童基金会、人权组织等可以积极介入，揭示应试教育体系对儿童权利的侵害以及过度金融化评价对儿童发展的扭曲，推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改革。他们可以收集儿童的声音和经历，将其呈现在公众和决策者面前，形成社会压力。
4. 为儿童赋权：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学校和家庭可以提供平台，让儿童参与到与自身相关的决策中来。

将儿童的“金融预期生产者”角色及其遭受的扭曲作为博弈的筹码，意味着让社会认识到，过度压榨儿童的未来预期潜力，以服务于成人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目标，不仅是对儿童个体的不公和发展空间的挤压，也可能对社会长期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如创新能力的扼杀、社会公平的减损、公民素质的片面化）。只有当儿童的权利得到保障，他们的发展是自由和全面的，他们的价值被以更丰富、更人性化的方式评估和认可，其未来的潜力才能真正、可持续地转化为社会整体的福祉，而不仅仅是服务于短期的金融预期和资本增值。

结论

当代经济的金融化深刻改变了生产的内涵和形式。儿童通过应试教育被强迫生产出量化的未来预期——分数，这些分数作为重要的“预期资产”，深度参与了家庭和学校的金融能力构建，从而隐性地嵌入了金融生产体系。然而，这种基于易于量化的分数来评估教育成果和儿童价值的金融化逻辑是片面的、扭曲的，它忽视了对儿童未来更为重要的心理、社交、健康等素质，损害了儿童的整体发展。 这种隐性生产参与未能带来儿童权利的自然增长，他们依然面临被动和权利缺失的困境。要突破这一困境，必须超越传统的生产力概念和儿童观，承认儿童在现代经济结构中的变相生产者角色及其遭受的扭曲，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法律改革、社会倡导和为儿童赋权等多种途径，构建一个能够代表儿童利益、维护儿童权利的博弈力量，使他们从被动的、被量化标准扭曲的“预期生产者”转变为享有与其贡献和地位相符权利的真正主体。这不仅是维护儿童福祉的需要，也是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未来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