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的释经权变革——从“历史必然性”的误用到人民释经权的回归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必然性”概念，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性。然而，这一概念在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实践中却遭遇了严重的异化——它被某些“建制派”知识分子当作了一种类似于古代“天命”的独断论工具，用以压制不同声音、否定实践检验的必要性。当人民不按照他们预设的“进步”方向行进时，这些自封的“历史代言人”不是反思自身理论可能存在的偏差，而是简单地指责人民“保守”或“落后”。

这种姿态让人不禁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王朗——面对诸葛亮，他振振有词地宣称“历史必然从汉进步到魏”，却被孔明痛斥为“乱臣贼子”。王朗的问题不在于他支持曹魏，而在于他把自己对“历史趋势”的理解当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并以此要求他人服从。当代西方左翼建制派的困境，恰恰在于他们重蹈了王朗的覆辙。

一、“历史必然性”的异化：从实践总结到先验教条

1.1 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实践中的规律性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历史必然性”不是某种先验的、脱离实际的抽象公式，而是人们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明确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社会实践。套用当代大模型术语来说，人是在三大实践中“训练”自己的认知能力，逐步建立对世界的“模型”，然后使用这个模型进行“推理”，才能把握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牛顿创立经典力学时是这么做的——他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推演，而是通过大量的实验观察、数学计算和理论建构，才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同样，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也是这么做的——他深入工厂调研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文献，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才最终形成了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

1.2 苏联教条主义的教训

然而，这种基于实践的认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被异化。苏联时期的教条主义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斯大林“把旧唯物主义强调的'自然物质运动'、而不是马克思强调的'人的活动'当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决定作用和必然性，来推论人类历史活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这种教条主义话语的实质，是“被马克思批评过的'冷冰冰的'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既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选择的多样性，把不同的探索都打成'反马克思主义'，又漠视了人的主体性，把人仅仅当作斯大林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苏联模式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的失败。

1.3 蕴涵式而非永真式

另一个关键的认识论问题是：“历史必然性”一般不是无条件成立的“永真式”，而是“蕴涵式”——它是在前提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得出必然结论的命题。比如说，如果有人托住苹果，苹果就不会继续下落；再比如说，如果地球被外星人炸掉，“共产主义也不会建立”。这些都是在条件被破坏的情况下结论不再成立的例子，本身与“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并不矛盾。

然而，许多左翼建制派知识分子却习惯于把历史必然性当作无条件的绝对真理来宣扬，无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他们的预言落空时，他们不是反思前提条件是否具备，而是指责现实“背叛”了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二、西方左翼建制派的困境：脱离群众的“进步主义”

2.1 民主党与工人阶级的疏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分水岭。希拉里·克林顿败给唐纳德·特朗普，被许多分析家视为美国政治结构性变化的标志。研究指出，“由于民主党'共和党'化，在传统的中下阶层中失去了选民基础”。尽管有精英集团在政治、资金和宣传上的全方位背书，“被民主党，也被两党主流忽视的美国中下阶层，以多年来少见的爆发性政治参与，将精英集团竭力要阻止的特朗普送进了白宫”。

这一趋势在2024年大选中更加明显。伯尼·桑德斯在选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民主党已经抛弃了工人阶级”。他批评道：“控制民主党的大利益集团和高薪顾问们能从这场灾难性的竞选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吗？他们能理解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和政治疏远吗？”桑德斯的批评切中要害——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传统基础的政党，却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系统性地背离了这一基础。

2.2 从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

西方左翼的蜕变，集中体现在从“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的转向。正如学者所分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政党的民粹主义动员基本上围绕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社会政治诉求来展开，放弃了以经济平等为目标的阶级政治，转而投入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身份政治、'生活政治'”。

这种转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工人阶级在新社会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冲击下，不断萎缩、弱化，遭到左翼政党的切割与放弃。这一阶级不仅失去传统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无所适从，而且在经济上日益贫困化，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和现代化的失意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被定义为蓝领选民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功”——当左翼抛弃工人阶级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等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吸引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福利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群体。

2.3 “觉醒文化”的精英主义本质

当代西方左翼建制派所倡导的“进步主义”议程——从激进的身份政治到气候议题，从开放边境到减免学生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非普通工人阶级的切身关切。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民主党的主流都不太关注工人群体。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40年有余，工人阶级被抛弃了，很多民主党人还不怎么在乎这个问题。克林顿、希拉里和奥巴马领衔的民主党是倾向于华尔街以及相对富裕的专业人士阶层的”。

这种精英主义倾向的“进步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三万英尺高空”的政治——它关注的是抽象的理念和符号，而非普通民众的日常生计。当民主党精英们热衷于讨论跨性别者权益、气候变暖、开放边境等议题时，铁锈地带的工人却在为失业、贫困和尊严的丧失而挣扎。这种脱节不是偶然的，而是结构性——正如分析所指出的，“这些人的基础选民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不需要跟工人阶级竞争工作。所以他们不在乎制造业大量工作被转向海外”。

三、释经权的垄断与宗教改革的启示

3.1 天主教会的释经权垄断

在古代西方，天主教会垄断了《圣经》的释经权。普通信徒无法直接阅读和理解《圣经》，与上帝沟通的渠道被教会牢牢控制。教会宣称自己掌握了“神圣的真理”，任何质疑教会解释的人都被视为异端，遭受迫害。这种垄断不仅是对思想的控制，更是对权力的维护——通过垄断“真理”的解释权，教会巩固了其在世俗和宗教领域的双重权威。

3.2 宗教改革：释经权的民主化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这一垄断。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提出的“因信称义”“信仰得救”等思想，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无需通过教会的中介。这一思想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天主教会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恩格斯甚至称宗教改革为“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真理”不应该被任何机构或个人垄断，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去理解和诠释神圣的经典。这种释经权的民主化，不仅是一场宗教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和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3.3 进步主义亟需的“宗教改革”

无独有偶，当代的“进步主义”也正亟待开启一场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变革——让人民从旧的建制左翼知识分子手中夺回释经权。今天的西方左翼建制派，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角色：他们垄断了对“进步”“正义”“历史方向”等概念的解释权，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把质疑他们的人贬斥为“反动”“保守”或“民粹”。

这种垄断的危害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窒息了思想的多元性和创造力，使得进步主义运动沦为少数精英的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它切断了进步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得“进步”的议程与普通人的实际需求和感受脱节。正如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对真理的垄断、让信仰回归个人一样，进步主义也需要一场“释经权革命”，让“进步”的定义权回归人民。

四、重建实践基础：进步主义的出路

4.1 回归三大实践

进步主义要走出当前的困境，首先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传统。这意味着左翼知识分子不能再躲在书斋里或象牙塔中，凭空推演“历史必然性”，而必须深入到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线，从实际生活中汲取思想的养分。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总结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着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具体而言，进步主义运动需要重新建立与工人阶级的有机联系——不是通过媒体宣传或选举动员的表面接触，而是通过工会组织、社区工作、基层动员等深入持久的实践。正如分析所指出的，“左翼历史上从未有过脱离工会而能持续成功的先例”——“这不仅因为工会能赋予你对抗资本的力量（这本身就至关重要），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工会有助于塑造你试图依靠的阶级身份；工会能建立人们不仅对组织、也彼此的信任；工会赋予人们一种集体使命感”。

4.2 从“代表”到“组织”

进步主义运动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治逻辑——从“代表”人民转向“组织”人民。传统的左翼政党习惯于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替人民思考和决策。这种“代表”逻辑的背后，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假设：普通民众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利益，需要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来为他们“启蒙”和“指引”。

然而，真正的进步主义应该是一种“组织”的逻辑——它不是要代替人民思考，而是要帮助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种转变意味着左翼知识分子必须从“导师”和“代言人”的角色中退出来，成为人民自我解放运动的协助者和支持者。正如宗教改革让普通信徒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一样，进步主义的“释经权革命”也应该让普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对“进步”的定义和追求。

4.3 承认多元与差异

最后，进步主义需要学会承认和尊重多元与差异。历史必然性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进程，而是充满偶然性和多样性的复杂过程。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可能有不同的“进步”路径和“进步”形式。把某种特定的模式（无论是苏联模式、北欧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当作普世的标准，要求所有人都遵循，本身就是一种霸权主义的做法。

真正的进步主义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对话性的运动——它承认自己对“真理”的把握是有限的，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接受实践的检验，在错误中学习和成长。只有这样，进步主义才能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成为推动社会正义和人类解放的真正力量。

结语

从王朗到当代西方左翼建制派，历史的讽刺在于：那些自诩掌握了“历史必然性”的人，往往最终被历史所抛弃。这不是因为“历史必然性”本身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是独断的、脱离实践的、漠视人民主体性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告诉我们，历史必然性只能通过实践来把握，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需要不断检验和修正的。宗教改革的历史启示我们，任何对“真理”的垄断最终都会被打破，释经权必须回归人民。当代进步主义运动的出路，就在于认真汲取这些教训，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觉醒，重新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

正如诸葛亮所代表的那种务实、灵活、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政治智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它不是从书本中推演出来的抽象教条，而是在与现实的不断互动中，在倾听人民声音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实践理性。进步主义的未来，不在于谁能更好地背诵经典，而在于谁能真正走进人民、理解人民、组织人民，让“进步”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独角戏。